胡适说“诗到李商隐,可算是一大厄运”,你怎么看?

(胡适说“诗到李商隐,可算是一大厄运”,你怎么看? 我们要承认审美的同时,还需要承认审美的分歧。 中国传统文学审美是叙述审美。就算是在这个框架之下,依然衍生出无数审美支流,有崇尚性灵的袁枚,有复古的明七子,有谈文质的欧阳修,各家争鸣且莫衷一是。因此,别说是李商隐了就算是李白杜甫,也没被认定“十全十美”的诗作。 当然,我们探讨胡适或是大多数人对于…

胡适说“诗到李商隐,可算是一大厄运”,你怎么看?

我们要承认审美的同时,还需要承认审美的分歧。


胡适说“诗到李商隐,可算是一大厄运”,你怎么看?

中国传统文学审美是叙述审美。就算是在这个框架之下,依然衍生出无数审美支流,有崇尚性灵的袁枚,有复古的明七子,有谈文质的欧阳修,各家争鸣且莫衷一是。因此,别说是李商隐了就算是李白杜甫,也没被认定“十全十美”的诗作。

当然,我们探讨胡适或是大多数人对于李商隐的批评,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则是审美的分歧,一则是历史的渊源。

古典叙述和西方意识流的审美分歧

前文提到,中国传统文学审美是叙事审美,即文章的脉络推进是以叙事的线索来推进的,所以有“起承转合”、“前后照应”的意象关联。

比如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馀寒历冰雪,

石门斜日到林丘。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

如诗中出现的,春山到涧道,石门到林丘,斜日到夜识等等,都带有叙事上的关联性、递进性,古典文学理论界定诗词好坏的基础标准,就是在这个体系上衍生到所谓的“清新自然”、“细密婉约”、“豪放刚健”等多种风格。

如胡适提到的,诗到李商隐,词到吴文英是一大厄运。实际上就是审美分歧,而且是仅是对李商隐、吴文英的部分意识流作品的审美分歧。

元好问解不了,但他只说了一句“只恨无人作郑笺”。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其一

同样的,梁启超能体会但是不能理解,所以他却承认了这种“审美的存在”。

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 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而胡适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所以才说出了“诗到李商隐,可算是一大厄运”这种一刀切的话。即否决了李商隐诸如《天涯》、《登乐游原》等传统叙述的美学成就,同时也否决了《无题》系列的象征性美学成就---------不得不说,传统文学理论到胡适,可谓一大厄运。

《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为什么元好问理解不了?梁启超也理解不了?

就是因为诸如《锦瑟》系列的风格体系不是古典的叙事流作法,如‘庄生晓梦’、“沧海月明”、“望帝春心”、“蓝田日暖”等意象并不是由叙述中延伸的关联性、层次性,所以很多看起来就跟胡适一样,写的什么东西,支离破碎不成篇章:从锦瑟跳到庄子,从海上明月跳到蓝田玉?

本质上来说,《锦瑟》这首诗是李商隐借助于锦瑟而引发的意识流飘动,产生的一系列幻觉和遐想,因此,在意象的排布是等列的形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层次关联系、只有意识飘逸的等列递进性--------这在西方文学中叫做意识流。

初中语文课上有一篇非常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叫做《墙上的斑点》,节选如下,大家可以参看一下:

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那个斑点。我透过香烟的烟雾望过去,眼光在火红的炭块上停留了一下,过去关于在城堡塔楼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旗帜的幻觉又浮现在我脑际,我想到无数红色骑士潮水般地骑马跃上黑色岩壁的侧坡。这个斑点打断了这个幻觉,使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过去的幻觉,是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可能是在孩童时期产生的[renwugushi.com]。墙上的斑点是一块圆形的小迹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呈暗黑色,在壁炉上方大约六七英寸的地方

“西昆体”的历史渊源

不止是胡适,甚至于曹雪芹借黛玉之口,也表示出了对李商隐的厌恶:

“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

为什么?除去之前提到的审美偏移,很大程度上,后人大多都是把李商隐当成“西昆体”的罪魁祸首罢了。

宋初诗多效仿晚唐诗风,尤其是偏好李商隐一家,但都只学到了李商隐索隐典故,词色绮丽的表面功夫,而那种西式的意识流、意象群的通感、对于文字的张力却一点没学到。

至“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字之仪,大名人)、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子)辈从而效之,以新诗更相属和;亿后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田况《儒林公议》)。作者十七人,以李商隐为宗,诗皆近体,竞崇典丽,“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提要》);其弊则在“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六一诗话》)

这种穷极工巧,又没什么立意的诗作,自然会被后人反对,以欧阳修为首的一干诗人便开始了反动运动,而“被领袖”的李商隐,自然成了反动派最该打倒的一位。到此,才有了严沧浪所说的“学诗不作开元天宝一下人物”。

以上,就是李商隐被当成“诗坛厄运”的缘由之二了。

胡适这一句要掰开来看,就是胡适否定的是什么?

李商隐诗写得不好?恐怕不是如此,李商隐的诗才虽不惊天地,但可以说是“泣”鬼神,李商隐的艺术成果有目共睹,这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结合古人评价,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李商隐诗写得过于“隐晦”,让人不明就里,还由于太美,所以总是要猜一猜他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正是“只恨无人做郑笺”的源渊。

我不喜欢胡适,更不喜欢他的诗。但不可否认,我对他评价李商隐的这一句话持半个保留态度。

所谓的厄运,真正的解释是,李商隐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就是世人突然发现,原来把诗写得隐晦,再用一些迷离的典故,竟然能让诗歌产生如此精美的艺术效果。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意义,一首再普通不过的诗,把其中的一些词换成典故,再把诗意写得含糊一些,就会变得唯美绝伦呢?

是的!

点铁成金!

也就是说,写诗的时候,情感可以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构思也可以变得可有可无,只要是嵌入典故,弄得云山雾罩,自然会产生一种迷离之美。

古代文人需要写诗的时候太多了,皇上宴会时要写,上官视察时要写,同僚喝酒时要写,别离时要写,升官时要写,致仕时要写,总之除上拉屎撒尿以外,任合场合都可能产生需要写诗的情况。

哪里有那么多情感啊。写不出来怎么办?

用典故堆积呗!

于是一发不可收搭!

宋朝诗人已经开始这么玩了!始作俑者就是大诗人王安石,他经常在诗中嵌一些典故,或者出处,虽然达不到隐晦,但看上去确实精美非常。然后就是黄山谷,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将诗写成了迷宫,写成了考题。

当然,在他们眼里,他们尊崇的不是李商隐,而是杜甫。因为杜甫诗很多地方都用典故,甚至在细心之下,可以发现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所以,宋人用典标榜的是杜甫,但写出来的效果却更像李商隐。因为杜诗无论如何还是可以让人看明白,可是他们的诗中的某些句子,实在是典奥难寻。

杜公之后,元白,韩柳,或是刘禹锡,顾况,杜牧在写诗时均没有大量采用典故的情况,一直到宋朝。尤其是北宋江西诗派。

所以,到了南宋,这种诗风被人所质疑。毕竟诗歌不是证明自己多有学问,可是讽刺的是,南宋的诗除了陆游以外,写得并不比北宋好多少。

明朝人也是质疑这种用典故的方法,可是连明朝人自己写诗也情不自禁的跟风起来。

杜甫可以这样写,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李商隐可以用典,我为什么就不能用典?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误差,

杜公用典,不误其义。

义山用典,只为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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